國家的人才或所謂的菁英

觀念平台－12年國教推進菁英教育 2012-09-11 01:27 中國時報 【陳明新】 　十二年國教將於兩年後正式實施，有許多人擔心，沒有建中北一女等菁英高中，不利於國家人才的培育，甚至將導致國家競爭力大幅滑落。但是「台灣過去以代工製造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力，因此填鴨式的教學方式，所培育出的學生尚能符合企業界的需求。但在現在的經濟情勢之下，產業的需求已轉向必須具有創新、創意、獨立思考的人才」（前教育部長楊朝祥之語）。本文延伸討論國家的人才或所謂的菁英，到底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，以國家發展經濟的需求來看菁英教育。 　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社會上的菁英，發現他們成功的因素，重要的不是在智力，而是在兩項特質─創造力及工作的熱忱與紀律。 　一、創造力。創造力是美國企業的優勢，很值得我們學習。但是台灣現在的菁英教育，無法培育出有創造力的學生。以我見過的博士班學生為例，博士班的研究著重在要有創新的能力。我發現有創新能力的常常不是國立大學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，這些成績優秀的學生通常長於背誦、理解、分析，組織能力也都不錯，但是碰到需要創新能力的問題，往往束手無策。反而是一些非國立大學、肯用功的學生，偶而會有令人驚訝的創造力表現，他們多不是菁英高中所教育出來的學生。名列前茅的學生，多半個性保守，是個乖乖牌。但是事業要成功，反而需要個性開放，敢冒險，有多元化的思考，需要的是不同的個性。 　二、工作熱忱與工作紀律。工作熱忱與工作紀律是日本與德國能從戰敗國，很快地重建為經濟大國的重要因素，同樣值得我們學習。舉一個例子，嚴長壽先生只有高中學歷，卻博得國內觀光教父之稱，對社會有很多的貢獻。根據他的自述，他靠的就是工作的熱忱與努力。沒有工作的熱忱，就不能忍受失敗、就不能堅持、就不能精益求精，而這些都是一個人事業要成功所要經歷的過程。在現行的考試領導教學之下，學生一天到晚都在讀書補習，這種扭曲、不正常的生活方式，反而讓學生彈性疲乏、失去學習的熱忱。 　三、對國家社會有大愛、能回饋鄉里。一個菁英份子，縱然事業有成就，但是如果不曉得回饋國家社會，則辜負了大家的期望。要如何讓一個人對他所處的環境產生一種關懷呢？我覺得應該從小就要從多方面讓他去認識這個環境、認識社會上各個階層、認識生命不同的層面。唯有深入的接觸，才能產生真正的關懷。這就不是把一個學生關在象牙塔裡面，只知道讀書所能辦到的。 　十二年國教雖然會導致菁英高中的沒落，但是沒有了菁英高中，國內依然保有許多菁英大學，能在菁英大學中，與各方英雄同聚一所、互相切磋，就已足夠了。沒有菁英高中，就不能成就為人才的人，並不是真正的人才。真正的人才，念的是一般社區高中，依然能夠成就。不但能夠成就自己，更能帶動社區高中其他的同學，給他們正面的榜樣，對其他同學做出貢獻。 　（作者為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）

國教與科舉

【聯合報╱衷曉煒】 2012.09.04 03:53 am 白馬非馬，國教並非教育問題 大學指考落幕了，教改至今，目的與手段背離的爭辯方興未艾，十二年國教的議題卻已沸沸揚揚。 我想，不管家長、學校、老師、學生、專家、學者，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，都沒碰觸到一個問題── 什麼問題呢？教育，至少中等以上的教育，它從來不是一個「作育英才」、「啟迪後進」、「為往聖繼絕學」等堂而皇之的命題，而是一個赤裸裸的資源分配，爾後是社經地位分野的命題。 為什麼必須千辛萬苦，投注大量心血與金錢，將孩子送進競爭激烈的窄門去？ 因為為人父母者的心中，一進窄門，鯉躍龍門；進不了窄門，人生可能就會變成像孫燕姿〈遇見〉裡所唱的一般：「我看著路　夢的入口有點窄」。 在這個民主的時代裡，我們其實很難啟齒但鐵證如山的是：真的有貴族的存在。以前它源自於與統治者的血胤關係，也就是父親的授精或是母親的陰道決定了孩子的一生；今天，「貴族」則以「山頭」、「豪門」、「名媛」、「學派」、「師徒」等名目，用精巧但更徹底的方式，在政經領域盤根錯節。 不獨台灣，教改諸公心儀的美式教育，它的起源地美國，幾百個非富即貴的參眾議員，有幾個人的孩子，中小學時讀的是公立學校？幾年前我的印象是：一個。現在大概也畢業了。 所以，如果沒法子一出生就含著金湯匙，至少你得認識用著金筷子的人──有什麼關係能比得上十年同窗，笑淚與共，同袍同澤的同學關係？民國時期的筧橋空軍官校，大門書有一聯：「升官發財請走別路，貪生怕死莫入此門」，現今的情形是恰恰相反，進了那扇名校的窄門才算拿到升官發財的入場券。這份家長、學校、社會對於教育投資的狂熱，名目上是為了孩子的前途，實質卻是提早算計秤量孩子將來的「人脈」資產──同門習藝的紐帶+親族血緣的攀附。 所以，我們不能在「受教權」、「免試入學」、「多元選才」、「全面免學費」、「幫助潛能適性發展」等議題裡打轉──這樣點不出問題的實質。如果要比附任何歷史上的經驗，我們該把教改與歷代的選才制度放在一起比較。 國教與科舉 古代中國「正途出身」只能向政府發展。而人才的選拔制度，從先秦的百家遊士毛遂自薦開始，到了兩漢第一帝國成形，「察舉徵辟」的方式是為主流。就是一種由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的高官，在各自的轄區之內，將有才幹、品行好的人才推薦給中央政府任用的制度。花樣很多：有孝廉（孝順正直）、茂才異等（才學出眾）、賢良方正、孝悌力田（孝順友愛且種田努力） 等等。 它的流弊顯而易見：選拔政府官員的權力掌握在地方實力派手裡，產生後進者必須依附貴門才能出頭，國家選才的權力，變成權貴施加私恩的工具。這種方法到了漢末漸漸走入了死胡同，人才流通的管道斷絕，當時就有「以孝順出名的人，卻把父親扔在一旁獨居；說是學問出眾的秀才，卻連書都不讀。根據身家清白貧苦自厲的標準所選拔出的官員，像泥巴一樣汙濁；以家世高貴擅長軍事的理由所選拔出的將軍，像雞畜一樣膽小」的諷刺說法。（「察孝廉，父別居；舉秀才，不讀書；清白寒素濁如泥，高第良將怯如雞」）。 接著興起的是為人廣泛詬病的「九品中正」。其實這個制度一開始沒那麼糟。它是魏晉南北朝為了矯正察舉制度的弊端，試著將選才標準透明化，並調合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制度。所有的人分成「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」等九級，然後根據品級的高低，分別推薦到政府裡任官。 方法科學了，結果卻慘不忍睹。原因在於：各地中正官仍然是由豪門出任。起初對被評之人的德行能力都還比較重視，到了中後期，漸漸變成重門第、身分，不重才學的現象。 然後出現了科舉。這個千萬人詛咒或謳歌，存在一千三百年的長壽制度，最大的優點是：它有著統一的考核標準，意謂著機會均等──至少名義上的平等。它將讀書、考試、參政三者結合，試著創造出學用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。 參加科舉的考生來源有三，根據唐制，一叫「生徒」，就是各地學館的學生；還有一般考生，叫「鄉貢」；另外還有「制科」，就是那些知名人士應皇帝特詔前來應試的特例。大家坐一樣的號房，考一樣的題目，在同一張榜上分高下。 但真的平等了嗎？科舉的現實是：必須要有人脫離生產，從一出生就整天伊呀吟哦，之乎者也。而親族就負起了供養這些不事生產的遊食者與他們的眷屬的義務。衣食之費也就罷了，為了要知道最新的命題趨勢，熟悉考古題，要跟同年起「文會」；為了要創造一定的知名度，要去通都大邑遊歷，交結有力人士。翻開一本《古文觀止》，中間就有多少這種干利祿、求功名的文章？詩仙李白有〈與韓荊州書〉；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有〈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〉、〈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〉；「汪洋澹泊」的「小蘇」蘇轍則有〈上疏密韓太尉書〉。不管文章再磅礴宏肆，最後不外乎都是祈求前輩上官能一賜垂青。 所以，血淋淋的現實是：經過幾代人節衣縮食，全力供養，才能出一個金榜題名、光宗耀祖的案例。如果你真的以為只憑一介傻書生，沒有任何財力的支持，十年寒窗就能天下聞名，太天真了。 我們的國立大學名校裡，在十二年國教多元入學的方針下，將來會有多少豪門貴族，多少城市中產階級／農工階級的子弟？他們的人數分配，能不能符合階級平等的原則？ 公平中的不公平 有意識地注意到錄取名額與地區分配，並在制度設計上有所彌補的，是科舉制度接近成熟或是僵化的時候──明朝與清朝。中央政府基於地區平衡與階級流動的考量，事先規定好了錄取名額。我想舉幾個例子，請暫時忍耐底下這些枯燥的數字： 以乾隆初年的鄉試錄取舉人名額分配而言，京畿所在的順天府120名，江南114名，浙江、江西各94名，雲南54，貴州36……如逢恩科，各省准許增加名額；如果每多向中央政府輸送三十萬兩餉銀，則可多錄取一名。我們其實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理差異：愈靠近中央、愈富庶的地區，名額愈多；而貧瘠的地區則無論如何，也一定會有保障名額。 再來看會試，這個考試更為重要，因為一經錄取即可直接分發任官，地區的名額分配更為明顯。洪武初年，南北錄取人數分布不均，明太祖朱元璋還曾因為有一次考試錄取了太多南方人而殺了主考官。明朝後來規定：按地區分為南、北、中卷，按比例錄取。大體上，以長江為界分為南北，雲貴川桂以及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周邊為中。 清朝對於會試則實施分省定額，根據考生總數，訂出總額，然後根據省分大小、考生人數作出分配。對於特殊邊遠地區有特別待遇，例如台灣考生每進京參加會試10人，則可錄取1名。而根據錢穆先生的說法：直到清朝末年，每次會試都還為甘肅保留15到30個進士的名額。 除了地理籍貫之外，還考慮考生的社會階層問題。清朝規定：高官子弟試卷另行編號，稱作「官卷」，另行規定錄取數額，以保證平民能夠入仕，社會能夠流動。 但所有這一切力求均衡的手段，都不敵功名利祿的誘惑。除了旁門左道的「捐官」、「恩蔭」之外，科舉制度從一開始，便與講人情、走後門的「科場舞弊」脫離不了關係。案例最多的是清朝，有順治順天鄉試大獄、康熙江南鄉試大獄等。比較不為人所知的是：新文學運動的大將魯迅，他的祖父竟也曾牽連在一場著名科場案中。 魯迅的祖父叫作周福清，1893年的鄉試，他派人致函考官，內有二張紙：一張一萬兩的銀票，以及一張書有五位考生姓名，並註明：我們五人的試卷，都會嵌入「宸衷茂育」字樣。送錢賄賂也就罷了，他竟然還教送信的僕人當場索取收據！如此白目，有誰敢收？東窗事發之後，周還振振有詞：某人某生皆如此送錢得中，為何我獨不可？結果被判了一個「斬監侯」，坐了八年的牢才出來。 不知二十年後大聲疾呼「吃人的禮教」的魯迅，下筆之時是否有著「為先人諱」的尷尬？ 拆解政經合一的定時炸彈 我們拉回來談教改的課題。不管怎麼改，任何教育選才制度的「定終生」的特性不變，再怎麼樣好的設計也會被扭曲。因此，制度必須簡單透明，就像以前的聯考，雖然痛苦，可它讓三級貧戶之子得以當上總統，灰姑娘也不會一出生就注定在清潔公司退休。教育，其實是一種脫貧的手段，它能打破階級的藩籬，創造社會的活水。 但，如果教育制度怎麼改都不對，我們該改什麼？ 我們該思考：從制度面切斷或者至少減少「教育-資本」、「政治-經濟」的聯繫。當好學生的形象可以由彈琴騎馬下圍棋打高爾夫等「才藝」堆積出來的時候，這個制度便已經向資本家的那端傾斜了。 而政與經的結合更是一點都不正經──它只會造出貪婪短視的政客與不求上進的企業家。理由無比簡單：從政者如果只看到自己的荷包，就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做出明智的中長期決策；而服膺「效率第一」的商人，會很自然地傾向「賺最容易的錢」──減稅、炒樓、併吞、壟斷、壓低工資、主導環評，再用這些「超額利潤」資助政客與學界，將自己的代議士送進政府或大學做更多的護航。亞當斯密的「看不見的手」在此完全無能為力──對公義的信仰永遠不可能戰勝對金銀的垂涎。 1947年3月1日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，也是一代自由獨立學人，後來出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在《世紀評論》與《觀察雜誌》，針對宋氏家族的貪贓枉法，聚歛無厭，發出了〈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〉的戰鬥檄文： 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，凡是一個朝代，一個政權要垮台，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，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！有時是自己的矛盾、分裂，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，加速自蝕運動，唯恐其不亂……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，加緊繁殖，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。 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發現：宋子文「開始擔任公職的財力十分有限，而（至1943年1月）他已經積蓄七千多萬美元」。美國作家米勒在戰後採訪杜魯門總統，將一系列的調查數字秀給杜氏看，氣得他破口大罵：「他們都是賊，個個都他媽的是賊！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三十八億美元中偷走了七億五千萬。」 這種政閥／財閥不義之財的積攢，便是從宋任財政部長、行政院長等高官之後才迅速惡化的。 前述傅斯年的文章結尾是這樣說的：「豪門資本這樣發達，中國幾無國家的形象！……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，因為他聽到公園裡的蛤蟆叫聲，他問是（為）公的（還是為）私的！」 晉惠帝可能真是楚狂接輿之類的大智若愚人物，在「何不食肉糜」的裝可愛形象偽裝下，他點出了所有統治與施政的根本問題──怎麼樣調合「公與私」、「貧與富」、「食人與食於人」的矛盾！ 全文網址: 國教與科舉 | 聯副‧創作 | 閱讀藝文 | 聯合新聞網 http://udn.com/NEWS/READING/X5/7339049.shtml#ixzz25St9UFmM Power By udn.com

王道還：背誦是最基本的學習方式

【聯合報╱王道還】 2012.08.31 02:25 am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「背誦」成為關心教育的人最痛心疾首的議題。論者口誅筆伐，視背誦為教育的對立面，完全忽略了：教育的具體內容，是傳授值得背誦的知識。 將背誦視為教育的對立面，出自一個直覺的誤解：以為動用理性的過程才是「理解」，而背誦只是不經大腦的機械過程。由於科學一向被認為是人類理性的最高成就，科學教育更強調理解。背誦無異放棄磨鍊理性的機會，更令人難以容忍。 這個看法最根本的問題在於：越是基本的科學事實，越沒有什麼道理，無從理解。例如我們從小就聽說過：光速每秒卅萬公里，是運動速度的極限。這個說法怎麼理解？當然只能死背。光速的值是實測的結果。物理學者測出光速後，不研究物理的人都能利用這個只好死記的數值算出：從太陽發出的光必須旅行八分鐘以上才抵達地球表面。這個發現令人驚訝、感動：原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八分鐘以前的世界裡！莊周夢蝶的故事在這個科學事實的襯托下，突然產生了新的意義。 科學的原型是西元前四世紀成形的歐基里德幾何學。這套幾何學是以定義、公設建構的體系，而定義、公設都不是理解的對象。學生先死記，然後學習運用定義、公設演繹出規範圖形、空間的規律—定理—以及利用它們描述現象的技巧。學習這種知識體系，越深入越依賴記憶力提供的便利。健全的知識體系，產生的知識哪怕學生只會背誦，依舊是有用的知識。不會證明畢氏定理，並不妨礙學習這個定理的應用範例。培根說：知識就是力量。他的意思是：利用知識、能產生力量。而理解未必產生力量。 即使最偉大的科學家，都不強求理解。牛頓發明萬有引力概念，解釋太陽系各行星的運行。他拒絕對萬有引力做進一步的解釋，許多學者都覺得困惑。牛頓強調：科學的目的在描述自然；好的理論能精確描述自然、精確預測自然的運行。至於追根究柢，是哲學家的事，因此他不對萬有引力的緣由做任何臆測。 八月初，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的研究團隊發表一份報告，凸顯流行教育觀的盲點。研究人員分析了四百卅個人的資料，其中最重要的變項是：四歲的行為特徵；七歲的語文與算術測驗；大學畢業與否。他們發現：學齡前的行為特徵最能預測此人是否能夠大學畢業，而不是七歲時的語文、算術能力。孩子若從小就表現出專注、又能遵循指示的性向，最有可能在廿五歲前完成大學學業。「遵循指示」是最基本的學習能力；在許多情境中，就是背誦。 我們自命為萬物之靈，相信理性是人類最寶貴的天賦，對理性有無限的信心。可是學者（如二○○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卡尼曼）早已發現，攸關我們生活、生存的許多認知技巧，不出自理性，而是直覺，或者說簡單的公式（heuristics）。顯然大自然對於我們的理性並不那麼放心。也難怪，十八世紀偉大的蘇格蘭哲學家休姆一語道破：理性只是熱情的奴隸。我們不禁好奇：批判背誦的熱情，到底哪裡來的？ （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，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） 【2012/08/31 聯合報】@ http://udn.com/ 全文網址: 王道還：背誦是最基本的學習方式 | 名人堂 | 意見評論 | 聯合新聞網 http://udn.com/NEWS/OPINION/OPI4/7332015.shtml#ixzz25JoQ9YIF Power By udn.com